以前每到春天，总会养一点蚕，看到它们吐丝化蝶，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后来再看到蚕，总会想起李商隐那句“春蚕到死丝方尽”，并不是因为缠绵悱恻的爱情，而是源于中学时代的一位语文老师。

老师姓刘，长年留着硬黑的寸头，一副黑框眼镜横在鼻梁上，上课时腰杆总是挺得笔直。他讲课时，整个教室宛若一个深谷，铿锵有力的声音反复回荡。他的板书每个字都极其工整，他对学生的字迹也要求十分严格。刘老师讲课，只带一本书，书上的笔记不多，一堂课下来，行云流水，毫无拖沓阻塞之感，尤其是诗词古文，他旁征博引，对各种典故信手拈来。讲稼轩词时，他能从辛弃疾南归前的策马扬鞭说到归隐后的怀才不遇；讲曹孟德时，他能从历史功绩与文学成就以客观的角度引导学生认识这个颇具争议的人；说到杜子美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会引申“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内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慨叹以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故事。无论哪一处典故，他总能守住课本之源，又跳脱课本的形式，有时情到深处，他便谈笑风生，不能自已，有几分刘文典讲《月赋》的影子。他浑身洋溢的激情及对诗词歌赋的诗意描述，会一下子抓住学生的心，让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似乎在欣赏意象中的绝妙风景。直到下课铃声响起，大家仍意犹未尽，颇有《口技》中“忽然抚尺一下，群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的风范。

每一个少年都会在人生路口遇到指引自己的人，而刘老师则是我极为重要的文学启蒙老师。有年冬天，期末考试发挥失常，刘老师把我叫到了他的宿舍。我原以为他会指导我如何学习，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像个朋友一样，和我聊了一些家长里短。一席语罢，他从床底拉出一个刷着红色油漆的木箱，箱子的漆已经脱落不少，外面还上了一把锁。我很好奇里面装了什么，或许是古董，或许是钱财？轻轻拍了拍上面的灰尘，当他俯下身子，半蹲着打开了那把锈迹斑斑的锁，我才看到，原来是一箱子书。最上面有一本黑皮封面的《哈姆雷特》，他把上面的书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然后一本一本地找，终于在箱子底部找出了一本蓝色封面的书，书上赫然印着三个字《三重门》，作者是韩寒。那年，我十三岁。他把书递给我，摘下眼镜，用衬衫的衣角擦拭着上面的灰尘，“韩寒是挺有个性的一个作家，年少成名，这本书也挺有意思的，你寒假带回家看看，看完写个读后感，开学交给我。”这本书，打开了我认识文学世界的大门，一方面我惊叹于韩寒的天才之笔，另一方面我又真正地发现文学的厚度是需要从大量的阅读才能深入体会。《三重门》之后，我便发掘了自己隐藏的文学兴趣，那时条件有限，在我把刘老师的藏书读完后，我把能找到的书都贪婪地吞下，甚至对于所学的语文书，从封面插图到引言，从课文的作者、注释，到课后阅读，我都津津有味，数遍不倦，以至于十多年后，我还能隐约记起课文中的一些经典语录。这虽然是自己的一种嗜好，却也是受他的影响。后来，我不满足于光看书，也慢慢动笔写，恰逢刘老师规定每个星期都要写三篇周记，可能正值青春年少，自己头脑中充满天马行空的思想，写作的欲望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生，觉得无时不能下笔，无事不能入文，经常出现一个礼拜写七八篇的情况，一个作文本只够交一次作业。刘老师每次都极其认真地批改，点评，用热诚回应着作文中的少年。

久而久之，我和他产生了一种似乎只属于我们之间的默契。因为文学，因为写作，我们逐渐从课堂下的朋友变成了课堂上的知己，当他再讲到李白的“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时，我已经能应和他未来得及说出口的“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当谈到《范进中举》的悲剧时，我也能回应他“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总结，同学们都惊讶于我们的默契，我们却惊喜于有如此一个忘年之交，如是三年。

生命就像山涧小溪一般，不动声色，却一直向前流淌，会遇上很多人，留下很多故事，若是点水之交，则报之以微笑，若是高山流水，则永不会相忘于江湖。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个老师传授的知识是有限的，但他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却是无限的，倘若有幸能偷闲半日，我还想回原来的教室，再听一堂他的课。(辛知雪)